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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长沙铺排重大项目1766个 累计完成投资5116亿元******

　　长沙坚持项目为王、项目为大、项目为先，2022年共铺排重大项目1766个，累计完成投资5116亿元——

　　稳住项目建设“主战场”

　　华声在线全媒体记者 周韬 金慧

　　通讯员 徐艳艳

　　1月8日，长沙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兵分两路，马不停蹄，一天时间现场观摩14个长沙市重大项目，总结盘点2022年项目建设成果，为今年项目建设和发展积蓄动能。

　　2022年，长沙坚持项目为王、项目为大、项目为先，全年储备项目639个，预估总投资7800亿元;共铺排重大项目1766个，累计完成投资5116亿元;新引进“三类500强”项目80个，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285%，实现了全年储备、铺排、新引进项目“三量齐增”，稳住了项目建设的“主战场”，挺起了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以久久为功之“劲”，构筑产业高地

　　2022年是项目建设加压奋进的一年，也是精彩纷呈的一年。

　　灰白色的外墙、干净整洁的环境，走进星邦智能国际智造城，偌大的生产车间鲜见操作人员，映入眼帘的全是智能化生产线。

　　“当年开工、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创造了项目建设的速度奇迹!”星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介绍，目前项目一期已建成达产，预计年新增产值100亿元，实现税收超5亿元。

　　“长沙速度”绝非个例：天创精工超精密加工制造基地项目从签约到开工1个月内完成，10个月实现竣工投产;楚天思优特从选址、设计、施工到最终交付，一座无尘洁净工厂拔地而起，只用了短短45天;岳麓山实验室集聚区项目实现主体封顶，工期提前半年……

　　追求高效，更要讲究高质。2022年长沙项目建设成绩可圈可点：博世汽车、三一集团18号工厂被认证为“世界灯塔工厂”;星邦智能国际智造城项目入选“全球工程机械50强”，长沙成为全球第二个拥有5家以上世界工程机械50强企业的城市;博大科工汽车轻量化精密零部件生产研发基地项目，成功突破卡脖子技术，引领行业前沿;申亿精密高端装备零部件智能制造工厂项目，成为国内首个集高端精密零部件技术攻关、设计生产和标准检验于一体的智慧化样板工厂……一个个重大项目成为长沙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长沙项目建设高效、高质推进，离不开全市上下抓项目的高度共识。各级领导干部靠前指挥、加强统筹、主动协调，各级部门强化政策指导、要素供给、服务保障。持续实施“一周一通报、一月一调度、一季一讲评、半年一考核、一年一观摩”，进行“新开工、未开工、新竣工、未复工、已复工问题清单”台账管理，建立重大项目建设投融资、征拆腾地、审批服务、招商落地等4个要素保障组，及时调度跟进项目建设情况，先后组织4轮集中开竣工活动、3次项目拉链活动，营造抓项目的浓厚氛围、形成促产业的强大合力。

　　项目兴则产业兴，产业兴则经济兴。2022年全市实施重大产业项目955个，累计完成投资3905亿元，涌现出一大批成长性好、层次水平高、创收能力强的好项目。

　　以水到渠成之“举”，拓展投资洼地

　　在长沙大华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生产车间，一台台网络摄像机完成自动装配、测试、包装，日产量可达2万台。该项目负责人说：“项目建设进度非常快速高效，2个月落地，3个月建成投产，我们投资湖南有信心!”

　　一年前还是一片黄土，如今已是一排排厂房。德赛电池储能电芯项目2022年1月签约落户望城，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完工。这并不是德赛集团第一次“牵手”望城。2019年,该公司首个智造产业园项目落户望城，成为成功投资的典范。

　　“时隔3年我们再次合作，当地政府为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其表示，公司计划将望城打造为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

　　这是企业持续投资的坚定信心，也是长沙招商的经典案例。

　　招商引资是项目建设的活力之源。2022年，长沙持续发起招商“四季攻势”，全年新引进重大项目200个，总投资2380亿元，项目个数和总投资都超过上年水平，其中，第三代半导体开福金霞产业园、万象生态教育智慧城、比亚迪新能源乘用车及零部件生产基地、楚天生物医药与生命科学产业链建设项目等投资超百亿的项目共6个，成为长沙经济发展与稳投资的“压舱石”。

　　长沙新引进“三类500强”企业项目80个，增长20.9%，总投资达860亿元。目前在长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已达180家，为全市产业加快发展蓄势赋能。

　　以营商环境之“优”，夯实发展福地

　　从第一次接触到项目签约，仅2个月;从厂房的第一根桩打下去到第一台设备入场，仅9个月……桑特液压集成阀块智造项目负责人张法林，十分认可长沙的营商环境。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2022年6月，长沙发布建设国际国内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提出要以营商环境之“优”，带动投资项目的“增”。

　　聚焦项目难题，长沙全力精准帮扶，推动项目极简审批。如湘江新区推行“一枚印章管审批”，望城经开区推行“建设承诺制”“拿地即开工”，长沙县要求项目审批实现在省级规定基础上平均提速50%……

　　长沙市领导及联点负责人一次次深入项目一线，现场调度帮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的难点和堵点。千名干部联千企，帮助企业解决各类问题1.2万余个，如宁乡经开区设立8个项目小分队解决项目建设难题，宁乡高新区实行“每周一早餐会”调度机制，解决项目困难……

　　大项目推动大发展。2022年，长沙项目数量持续攀升，预期效益可观。中伟新能源全面建成达产后产值将达500亿元，年税收超10亿元;九典制造高端制剂研发产业园项目全面投产后，年产值将达60亿元，亩产税收最高可达770万元;大陆集团中央电子工厂项目达产后预计年营业收入可达30亿元，创造就业岗位1000个;九芝堂国药健康产业园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0亿元、年税收2亿元……

　　自2019年提出“产业项目建设年”以来，长沙每年新春“第一会”都以项目建设“起手”、年底以项目观摩“收官”，为项目建设的熊熊之火添柴加薪，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专家解析女子因已婚被辞事件******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 专家解析“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事件

　　采访背景

　　1月12日，一则“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的消息冲上热搜。据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第一天上班，填完资料，正在了解公司的相关介绍和日常的工作职责时，突然被人事叫到办公室通知辞退事宜，理由是“王女士已婚，后期会要孩子”。

　　王女士称，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很生气。事情曝光后，不少网友对涉事企业明目张胆歧视女性就业的行为感到愤怒，纷纷呼吁加大执法力度、优化就业环境，消除女性就业歧视。

　　歧视女性就业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应该如何加强治理解决职场歧视问题？记者为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刚办完入职手续就被公司辞退了！令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颇为不解的是，招聘时她已经告知企业自己“已婚”，面对人事时又明确说自己近期没有备孕的打算，但依然难逃被辞退的结局。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女性就业歧视长期存在：女子怀孕7个月被公司告知“没产假”并被辞退；有酒店要求女员工“怀孕就主动辞职”；一女员工因怀上二胎遭公司解雇……

　　这不仅是对女性的职场性别歧视，更是对劳动法律的漠视。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看来，这种以性别或者婚否为由排除录用、提高录用条件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显然构成了就业歧视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也违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王女士被辞一事曝光后，很多网友表示，女性在职场上被歧视的事情数不胜数。有女网友说，自己在面试时会被问到“结婚了吗”“准备生孩子吗”，甚至有企业人事直言已婚未育是劣势。

　　对于一些企业不愿找已婚未孕或正在备孕的员工这一问题，上海市某公司人事告诉记者，原因很简单，就是怕影响工作，进而影响企业效益。女职工产假相当于带薪休假，而且有了孩子后可能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但为何在现实生活中，职场性别歧视依然屡见不鲜、屡禁不止？

　　受访专家认为，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除了观念、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外，也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因素。

　　北京市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委员杨保全认为，女性在就业过程中所遭受的歧视往往不是以明显直接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不易察觉的隐蔽方式，甚至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女性所遭遇的歧视从应聘、工作、晋升、薪酬福利到退休，贯穿整个就业过程。对用人单位来说，规避法律法规的具体操作办法有很多，违法成本低。

　　在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彬看来，劳动者维权成本高，我国反就业歧视的相关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出现受理难、审理难等困境，对劳动者的举证责任要求也比较高，导致维权难度大。同时，有关主管部门在就业歧视问题上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例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还没有将就业歧视明确纳入到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中去。

　　“现有的法律并没有完全平衡好用人单位、女职工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招聘女职工，对用人单位来说，可能加重用工成本，又没有相关分担机制，用人单位必然会排斥女职工的录用。比如，目前奖励产假期间的工资在很多地方都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一些地方规定男性享有的陪产假可以‘转让’给配偶享有等。”沈建峰说。

　　女性职场权益，如何才能有效保障？

　　沈建峰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之后，进一步明确了构成就业歧视的行为，明确了对妇女的就业歧视等可以由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从而强化了对性别歧视的治理。此外，女职工遭遇就业歧视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要求处理。

　　杨保全说，为更加有效地保护女性就业平等权，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公益诉讼范围。由检察机关提起反就业性别歧视公益诉讼，比个人诉讼提起更具优势。因此，如果劳动者感觉维权难度较大，可以求助检察机关。

　　“平等就业权兼有人格权益与身份权益的双重属性。就业歧视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形式，对受害人的救济可参考适用侵权法的责任形式。除了需要补偿受害人实际支出的费用和损失以外，还应补偿其丧失工作机会或工作的未来经济损失。对于用人单位给劳动者造成严重损失的，还应当予以惩罚性赔偿。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应当根据损害的情节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以加大用人单位违法成本，起到规范和约束的作用。”杨保全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建峰看来，随着反就业歧视观念的深入人心，目前实践中直接而明确的就业歧视已经比较罕见，很少有用人单位在招聘简章中明确性别要求，也很少有用人单位告诉劳动者不被招聘的原因。目前，隐性的就业歧视比较常见，成为劳动者权益维护的难点和痛点。

　　对于隐性就业歧视，维权最大的难点在于举证。对此，赵彬建议，劳动者要注意收集相关证据。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在平等就业的宣导、监督、执法上加大力度，努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杨保全认为，还应健全司法救济机制。劳动关系成立前的招聘阶段，即受到就业性别歧视的受害人如要提起诉讼，根据既有证据规则的规定，需自行收集用人单位的侵权证据，然而，让尚未进入劳动领域的当事人收集用人单位的违法证据，在实践中的难度不仅远远大于劳动纠纷中的当事人，而且很有可能无法做到，使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平等就业权成为空谈。因此，还需构建系统完善的司法程序。

　　“未来条件成熟时，应进一步完善就业促进法，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或者在劳动基准法中增加反就业歧视的规则，明确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合理分配就业歧视的举证责任，优化就业歧视的救济程序。”沈建峰说。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